打击制售假，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话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两次在记者会上提到，今年要突出重点，把群众最关心、危害最大的食品药品、儿童用品、老年用品等领域作为重点，加强监管。多位来自酒企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建言，要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推广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打假技术。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两次谈及打假。视觉中国/图
问题：制假环节管控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今年再次提交打假提案，这缘于她的切肤之痛。原来，她和村民为脱贫建立酒厂，在2017年一次偶然受关注名声大噪后，遭遇多家仿冒厂商的狙击。
“他们利用我的视频资料，谎称是我们厂的人到处去招商，导致很多人受骗。有的仿冒团伙直接以酒精兑酒然后灌装，成本2块钱一斤的劣质酒贴上我们的标签后摇身一变卖至三四十元一斤。”余留芬说，面对侵权，她不知为此哭过多少回。
余留芬坦言，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体量和资本有限，在打击假冒上缺乏专业的人才和技术，只能依靠传统的蹲点摸排方式，有时候蹲守到夜里两三点，才发现假冒人员早已察觉溜走。
再有是制假售假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余留芬说，他们配合执法部门查处的仿冒团伙，几乎都是罚款了事，无一被刑拘或被判刑。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古井集团董事长梁金辉也关注到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处罚轻的问题。
他在建议中指出，法律规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由于立案标准高，处罚额度轻，造成市场上假冒伪劣行为往往发生在立案金额标准下。即使假冒伪劣行为被抓，判罚轻，造成违法成本较低，形成惯犯行为。
为打击制售假，山西汾酒集团目前已建立一支接近200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专职打假队伍，并且和地方公安部门、其他酒企的打假队伍形成信息联动，去年还专门组建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认为，在监管方面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比如在手段上多是依靠部门监管、消费者举报和商家自律，还比较单一；制假源头追溯比较困难，监管往往集中在售假环节，对制假环节管控不够；监管环节缺乏权责对等，比如在遇到制售假行为时，执法部门往往专业鉴别知识不足，而企业虽然有专业知识，但没有执法权。
建议：政府部门将部分监管权力授予相关企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这引起来自酒企的代表委员共鸣。
余留芬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假货线索举报制度，提高全民参与打假的积极性，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线上线下监管联动，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无力再犯。
梁金辉也建议，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对于具有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以及其他严重侵权情节的要加大赔偿力度，提高赔偿数额。他还建议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基础性工作，对于知识产权不尊重的，诚信不好的，可以通过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纳入全国征信系统，与企业、个人的诚信挂钩，加以监督约束。
“不仅要打通市场消费的‘最后一公里’，更要管好源头生产的‘最前一公尺’。”李秋喜建议参考高铁黑名单制度、人民法院失信执行人公示制度等多管齐下，震慑不法商家。
针对监管手段单一的问题，李秋喜建议，要形成政府主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手段多样的社会共治体系。
阿里协助四川警方破获的假酒案中，灌装假酒的简易设备。
正如去年阿里巴巴联合四川宜宾市公安局攒的一场“酒局”上，黑龙江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副总队长杨光所言：“如今制售假酒案件往往分布全国各地，以前靠单打独斗，现在要多地协同、警企合作。”
这场“酒局”借着五粮液的地儿，把汾酒、茅台等占据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十余家酒企全请到，二十余省市公安机关代表和国际洋酒协会管理层也来参局。虽然是“以酒会友”，但从头到尾谈的都是公安机关、酒企、电商平台如何共治打击假酒的问题：怎么围剿线下生产源头？怎样让老百姓餐桌上的假酒越来越少？
在监管权责对等问题上，李秋喜建议，政府部门要将一部分监管权力授予相关企业，在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大对相关方面的奖励。
李秋喜还注意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引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平台上疑似侵权商品的在线识别、实时监测等。“这是非常好的创新，阿里巴巴在净化电商平台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非常值得肯定。既要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配合，也要有线上和线下的配合，‘看得见的市场’和‘看不见的市场’也要配合。”
余留芬也建议推广应用创新的打假新技术新模式。她说，一些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联动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联合打假，共建打假共治系统，这不仅降低品牌权利人维权成本，也节省执法资源，值得推广应用。中小企业也要积极地结合创新、结合科技，联合社会各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